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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不识路易斯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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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天在《指环王3》吸引了全世界目光的那届奥斯卡典礼上,有一部默默无闻的小成本影片角逐最佳纪录片奖,最终却功亏一篑,那就是路易斯·康(Louis.I.Kahn)的儿子纳撒尼尔·康(NathanielKahn)所拍摄的纪录片《我的建筑师——寻父之旅》。

作为建筑师,路易斯·康的一生可说是现代建筑史上的传奇。身为爱沙尼亚犹太移民,他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接受古典主义建筑教育,学生时代就目睹了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狂飙突进。直到50岁,他还在为寻到一个过得去的设计项目而伤脑筋。20世纪50年代,特殊的人生际遇与战后的思想风气,让路易斯·康突然找到自己,十年之间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令人景仰的设计大师。建筑师的职业历程固然漫长,但天赋秉异的人往往在从业之初就傲视同侪。以50多岁的年纪猛然从小角色成长为大宗师,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奇迹。路易斯·康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表达了自己,震惊了世界。

《我的建筑师——寻父之旅》

路易斯·康是谁?纳撒尼尔就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开始了他的寻父之旅。不要以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私生子作为一个身份的烙印,一直是纳撒尼尔挥之不去的阴影。从未真正体验过父爱的纳撒尼尔,在法律上已经没有父亲,在精神上却连个私生子也还不如。关于父亲的记忆是痛苦的,所以在访谈中他疑虑地说:“父亲是谁?”一个中年男人提出孩子气的问题,这多么令人困扰。也许正是父爱的阙如,让纳撒尼尔有勇气面对“父亲是谁”这个旁人不曾注意到的、或者不愿面对的、人生的基本问题。你对自己的父亲了解多少?他是否是你心目中的样子?寻找父亲的过程其实就是自我塑造、自我认同的过程。

纳撒尼尔似乎是想拍出一部温情的片子。在这部长达两个小时的影片中纳撒尼尔奔走于世界各个角落,追寻父亲的蛛丝马迹。接受采访的对象,有路易斯的朋友、业主、同事、对手、学生、妻子、情人以及纳撒尼尔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们。当然,少不了那些闻名于世的建筑物,少不了其同辈人的追忆和赞美,少不了后代建筑师的景仰和钦佩。在漫长的追寻之后,纳撒尼尔抱着“凡事皆有始终”的心态在影片末尾,在孟加拉达卡政府中心的远景之外,道出了如下的话:“在这样的旅程中,父亲的形象渐渐清晰。他是一个凡人,而不是一个神话。我越了解他,就越想念他。我希望现实并非如此,但父亲已经选择了他所钟爱的生活,我真的舍不得离开。时光荏苒,多年之后我想我终于找到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道声再见。”

采访菲利普·约翰逊

采访贝聿铭

采访曾经与康一起在沙克生物研究所项目中共事的同僚

纳撒尼尔在孟加拉达卡国会大厦

在事后的采访中,纳撒尼尔描述了拍摄达卡政府中心的情形。他是蒙上双眼被向导带进建筑群的。不忍逼视,这是在酝酿情绪的高潮吗?眼罩摘下之后,望着建筑群灰色的和红色的静穆,他不禁淆然泪下。是情感的迸发,而不是理智的熔炼,最终引导纳撒尼尔看到答案。可是,他真的找到答案了么?没有理由怀疑纳撒尼尔情感的真实,可是,情感本身不甚可靠。一种想像代替了另一种想像,足以让当事人获得期盼中的满足。

无论是从影片还是从其他媒介,我们都可以读到如下事实:路易斯·康是一个形而上学家,一个工作狂,一个执著的布道者,一个无限追求完美的柏拉图主义者,一个用玄思掩盖简单事实的演说家,一个刚愎自用和家长作风的人。他爱自己的理念胜过一切。他有一位妻子和两位秘密女友,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孩子。他真的爱他们么?他睡在工作室的地板上,毯子当作床铺。他四处旅行,从不拒绝任何项目委托和讲座邀请。他在深夜拜访某个家庭,然后匆匆离开。小纳撒尼尔在等待中度过童年。康的妻苦恼地说,只有领带和书常在他身边。随着暮年的来临,康变得愈发孤独。他说:“只有工作让人觉得可靠。”古稀之年,他屡次只身往返于美国与南亚次大陆之间。

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康反而获得强烈的归属感。他以最大程度的热情和虔诚,投入印度和东巴基斯坦的项目中。路易斯·康并不富有,但他似乎并不在乎某个项目的利益得失。去世时他已经破产,惟一盈利的项目报酬尚未到账。在家乡费城康遭遇到顽强的阻力,这让他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遥远的、百废待兴的贫穷国度。当纳撒尼尔第一次前往印度的时候,在混乱一如往昔的街巷中间,他不禁疑惑地问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古稀老人离开温暖的家,孤身一人屡次前往这样的地方。

的确,作为一个父亲,康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拒绝和平年代西方社会已经形成普遍共识的一夫一妻制和社会责任,像一个孩子一样听凭自己欲望的驱使。以同样不谙世事的态度,他对待建筑和城市表现出远远超越常人的热情。建筑并不完全是艺术,建筑师不能像艺术家一样摆脱一切羁绊,自由地表达自己。与艺术作品中运筹帷幌、踌躇满志的形象大相径庭,尘世中的建筑师往往在关键时刻表现出难以想像的谦卑,是“全能和无能的混合物”(库哈斯)。设计永无止境,即便倾力投入,仍会留下较大缺憾。追求完美如路易斯·康者,将事业和家庭作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也就不难理解了。

儒家传统讲究“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私德和社会公德之间的一致性,努力建立一种从良性分子到良性群体的社会心理结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在我们的传统中,像桑弘羊、曹操、张居正这样的“能吏”往往被视作恶人、奸雄。相反,一个人可以因为良好的个人私德和家庭形象而被政府录用为官吏,举孝廉是也。这样的文化心理习惯,到了今天也还有所存留。能力和品行在实践上的混淆,为很多伪善和平庸提供了生存土壤;而对社会和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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